2014年1月4日星期六

新权威主义,离法西斯主义还有多远?

201413日)
 
在《共识网》见了萧功秦教授近作《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开篇就总结了“邓小平逻辑”为“四句话”,归结起来萧曰:“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的内容,其关键就是两点,两个界限。一是共产党的权威不受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一定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第一点无疑没错,邓公精神境界高度也就到此为止,为一党谋私利阻止了他跻身世纪伟人的历史机遇,中华民族也跟着失去了对人类文明做更大贡献的机遇。第二点恐怕不是什么“邓小平思想的精华”,而是萧教授自己的误读。这个误读源自萧教授逻辑思维失准,试想,如果“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成立,“共产党的权威不受挑战”还能成立吗?

事实上,邓公绝无“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这类说法,恰恰相反,对于所有制邓公的要求是:“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此乃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根本。就连萧教授夸赞不已的“改革六十条”举措里,也赫然写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萧教授显然兴奋过头表错情了!即使国企改革,邓公充其量也只说过:“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仅限“经营形式”,无涉“所有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则是他对于国企改革的原则,也是“新权威主义”体制下贪腐泛滥的温床。

如果对“邓小平思想的精华”都误读了,那么,萧教授自以为是地想下去,想得愈深愈远也就愈邪乎。萧教授进一步的发挥是:“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我真的有点犯糊涂,弄不明白是萧教授领导习近平还是习近平领导萧教授,上面所引“改革六十条”宣布的“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萧教授所谓“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能不打架吗?

我暗自揣度,大概萧教授是要“拉大旗做虎皮”,为他的“新权威主义”涂上一层权力色彩吧?如果这个念头成立,那么萧教授的“主义”恐怕未必有多高明了。甭管“1.0版本”、“2.0版本”,其实都是0.0版本即一党专制版本,即使换一个“新权威主义”面具,似乎也体面不到哪里去。荣剑先生指出它其实只是“开明专制”的另一种说法,可能也过奖了。伏尔泰倡导的“开明专制”定性于“开明”二字,是在绝对君权的大环境中理出来的一条变革思路。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沙皇等赞赏、采纳,于是玩出点名堂来。

而“新权威主义”连“开明专制”也不如,因为早已时过境迁,宪政民主已经成为世界主流,那时说“开明”还是恰如其分的,现在说“新权威主义”就连开明的迹象都没有,直接就是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若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审视,领衔“开明专制”的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前两者成了德、意法西斯的发祥地,后者成为红色法西斯肆虐之乡,就连涉嫌“开明专制”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做下来也陷进法西斯的泥沼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当初蛊惑人心之调门,与今日“新权威主义”之说道如出一辙,都强调后发展国家要奋发图强赶上甚至超越先发展国家,而宪政民主政体又不适合本国运作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现代化意识与导向的政治强人或组织力量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

故,萧教授所断言:“新权威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只是一种胡乱猜测,并无历史或理论的根据。无他,因为“新权威体制”说到底是一种人治,没有制约机制,全靠自律;民众天赋权利被剥夺,只能祈祷天降甘霖皇上圣明,毫无有所作为之条件。聆听萧教授布道宣讲“新权威主义”,等着刚排队买过包子的“2.0版”恩赐福音,就如同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共产主义美景一样云里雾里。即使有明君引领走一截康庄大道,但若不能走向甚至还刻意排斥宪政民主之路,那就只会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泥沼里,没有别的可能。

扯远一点,我们似乎应该理性地看待启蒙运动,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推动进步的作用,但同样也属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以所谓“三杰”而论,无论伏尔泰的“开明专制”,抑或卢梭的“主权在民”,都只是当时睿见,时过境迁必生歧义导致恶果。唯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才算得上更得真谛弘扬良政。是历史选择了宪政民主,它抓住权力制约权力这根主脉,甭管是以恶制恶还是以善扬善,事实证明唯有它才是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邱吉尔说:“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有很多缺点,但还没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三百多年来,东西方不知多少墨客骚人宣扬了多少“主义”,更不知他们误导甚至坑害了多少俊杰与庸才,没有一个“主义”成就过一桩好事,倒是恶果累累数不胜数。

萧教授在御用文人一片声讨伐宪政民主之时再次高唱“新权威主义”,无疑有帮闲之功力,在宪政与反宪政之争论中拉偏架。我倒是很愿意相信萧功秦教授的一片苦心,相信他所推崇的“2.0版”会播撒民主雨露恩泽芸芸众生,“润物细无声”地让我们某一天起床就能到民主草地上胡乱打滚。但几十年来的见闻与常识告诉我:但凡给力向你兜售什么“主义”的,大抵没安什么好心,最好离他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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