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大林决定攻打韩国亦非偶然。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斯大林宴请铁托时说：“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二战结束后，欧洲是一片混乱与贫困景象。极少演讲的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突然发表的公开演讲中宣称：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他预测这将在20世纪50年代爆发，那时美国将会处在另一场经济萧条的深渊中。为此他命令“消费品的生产须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
他的这个演讲震惊全世界，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但在我们的宣传中，从不提这次演讲。接着他对莫洛托夫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
。”“我们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结束它。”斯大林随即撕毁了他在雅尔塔的承诺：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建立民选政府。他下令杀害了大批东欧各国民主派领导人，以及看不顺眼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东欧扶植起代理人政权。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针对斯大林的演讲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恰如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从被进攻者的抵抗开始的。”丘吉尔这个演说被称为冷战的开始。
1946年5月9日，苏军在英、美的压力下被迫撤出伊朗。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也发表了。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欧各国从战后的饥饿与混乱中恢复过来；1948年2月在已经建立了民选多党政府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军帮助捷克共产党发动政变，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共产党国家出动“志愿军”帮助希腊、伊朗和土耳其的游击队夺权
，只是由于英、美干涉未能如愿。而奥地利的夺权活动也因美、英、法占领军的强硬态度未能成功。斯大林坚决阻挠德国统一选举，并在1948年6月24日，下令苏军全面封锁西柏林，1949年5月柏林封锁失败；《北大西洋公约》匆忙签订，把西方国家绑在一起；而铁托的背离无异后院起火。斯大林预期的大萧条没有发生，美、英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欧洲搞共产主义扩张的打算遭受挫折。美、苏冷战，苏联输了一回合。
1949年9月23日，苏联爆炸了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至少提前几年被打破了。就在此时，中国的革命取得了奇迹般进展，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最担心的美国干涉并没发生，美国佬反而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斯大林站在刚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前说：看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了。波罗的海沿岸现在重归我们所有。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都集中了。西边一切正常。看看东边，“千岛群岛归我们了，萨哈林岛也全属于我们了，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他接着用烟斗在中国一带划了一圈，“中国、蒙古------一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说：“但是我完全不满意这里的边界。”
然后说出了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利比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斯大林的提议下，提前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毛泽东立即出访苏联。许多文章称，毛访苏时，斯大林不愿签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最后因印度、英国、缅甸要与中国建交，毛泽东于1950年元旦告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后，斯大林改变了态度。
现在有资料表明，此情况不确。事实上，早在1949年12月9日，周恩来就告知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代办问：你们是否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周答：是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可靠的消息。该代办立即上报了。在苏联当年的档案里，他上报的日期是：1949年12月9日。而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都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葛罗米柯只因人民币与卢布汇率报告没经过斯大林，斯大林就要贬他到英国去当大使。这样可知，如此情况斯大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其次，英国内阁也于12月15日批准了承认新中国并取消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决定。16日缅甸也宣布要与中国建交。此时毛尚未到莫斯科。这些早就不成为秘密，因此，以斯大林获悉英国等要建交就改变态度是说不过去的。
而原来关于斯大林于1950年元旦突然改变态度，主要是毛泽东回忆的。他说：“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毛的回忆与猜想，未必准确。一个例证是，1956年他对苏联大使尤金说到1949年12月24日第二次与斯大林会谈：“我旧话重提，并向斯大林展示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其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建议请周恩来前去莫斯科签约，因为周是外交部长。斯大林便趁机利用这个建议，把它当作借口，推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可是依据资料写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中，关于此次会谈的记录为：“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而且，毛所说的中共中央21日电报也无任何重订条约的字句，甚至对借款、航空、通商协议都没抱很大希望。
事实上，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的电报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可见，斯大林是想等对日和约签订后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刘少奇7月访苏时，18日电告毛：“斯大林认为，我们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毛赴苏前多次电报往来，毛泽东到苏联是想订条约的。但斯大林从未同意签订新条约，毛当然不会抱多高的期望。
12月16日他头一次见斯大林，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颇有游子归家的情调。还说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去。现在的舆论，一片声地指毛意为中苏友好条约。其实毛早就知道，斯大林从未同意另订条约，心里很怯；明明
“既好看、又好吃”是老毛不敢直说自己的企盼的托词，犹如孩子想吃糖又不敢对大人明说的托词一样。可是中国的御用文人们却在那里恬不知耻地瞎吹：“中国人特有的幽默”、
“高超的外交技巧”等等。
接下来的会谈，斯大林以1945年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签订的为由，“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只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对于周恩来到莫斯科，斯大林只表示“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的舆论称“毛泽东很不满意”。记录显示并非如此。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想不通。毛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18日毛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语气并非不满
，反倒显得感觉不错，自称会谈“情意恳切”，解释了原委后称：“请你和恩来同志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定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签订新条约已不在毛的计划之中了。他又于19日致电刘少奇把国内对他访苏的反映摘要电告。倒是刘少奇这边失望更大一些。21日复电中称：“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
、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视毛所称“简单通商协定”不过是“一个声明”而已。
已知的是，科瓦廖夫12月24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
》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他们始终对英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幻想，为了不激怒英、美，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国工会参加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英美势力较大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这份报告的情况是高岗向科瓦廖夫反映的，而高岗曾在同刘少奇访苏回国后，被刘大骂为“卖国贼”。
又联系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干部12月13日向苏联报告：中共领导人存在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相信，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无须走苏联或西方走过的路。相当多中国青年认为，苏联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也同中国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和大连弄到手。中国一些领导人公开表示应该容忍资本主义存在。
更往前，11月17日，李克农向罗申大使提过，美国有一个有意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且正在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
这些不可能不对斯大林产生影响，他极不希望中国亲近西方国家，并希望中国成为苏联集团之一员。但鉴于铁托的背离，毛泽东是东方铁托的可能性较大，斯大林有顾虑。对于中共要求帮助解放台湾他一再拒绝，惟恐毛泽东会无后顾之忧
从新条约的文件看，对苏联有利的方面恰如苏联学者贡恰洛夫所分析的：“苏联和中国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这种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而形成的。对于苏联来说，这项条约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的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状态，也保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与中国结盟的军事战略意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的1950年10月就已显示出来。”“我们也不应忽视，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强迫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这项条约带有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秘密的《补充协定》。根据秘密协定的条件，苏联事实上获得了在中国东北（满洲）和中国西北（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在形成的同盟中，中国实际上只处于‘小伙伴’的地位。”
那么对于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说：“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以后毛自己也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
苏联只失去局部利益，却得到战略性的利益，极大地增强了它对美国冷战的力量。何以斯大林却不肯签订呢？此时的斯大林，恰是为铁托集团伤脑筋的时候，他甚至考虑派人去暗杀铁托。因而对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铁托心存疑虑。签不签这个条约，斯大林是费尽脑汁的。他专门叫来国际法专家，探讨签约的负面影响。权衡签与不签的利弊。他其实只有一个疑虑
，那就是毛会成为又一个铁托。如果毛是忠诚的，此条约无疑对斯大林是求之不得的。他在欧洲冷战的失利可从亚洲扳回来，特别是美国控制了日本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苏联能在欧洲之外首次获得有实力的盟国，而这对于能与美国抗衡是必不可少的！新约换旧约，失去的是本来就不会永久的旅顺大连，得到的是整个中国结盟。
权衡之后的斯大林，1950年元旦这天傍晚主动派人送来2日就见报的毛《答塔斯社记者问》，明确写上了“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一揽子全同意了，这使毛极其意外。后来他说
：“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就是说，决定签订新的条约是在毛已不抱希望之后，斯大林自己决定的。既没因有人要建交，也不是毛极力要求，而是斯大林觉得用得上毛泽东了。
次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起到毛住处，询问关于新条约的意见。毛虽然知道斯大林态度有变，但还不很放心，谨慎地说了签新条约的好处，也提出另两个不签的做法，这样周恩来就不用来了。莫洛托夫立即说前一个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肯定地说：“是的。”于是就自顾自地计算周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所需要的时间了。显然，他是有令在身的。毛当晚极兴奋地把这些情况电告北京。
斯大林为了笼络毛泽东，把科瓦廖夫那个报告以及高岗向他提供的其他情况当面交给了毛。这等于卖了高岗。也促使毛站稳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但其他苏联领导人并不知斯大林的算盘，如1月6日，毛向维辛斯基谈新条约时，维辛斯基就明确表示对此举的担心：会给美英两国造成口实。而毛也明白。为表示他的坚定立场，13日就批准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而这些物资原来司徒雷登要送给中共被拒绝了的；以及将美原驻华所有领馆全部挤走。
他把此事告知苏联，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境”和“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如果我们再注意到1月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解放台湾美国不会干涉；艾奇逊1月12日关于把台湾划出美国防御圈，甚至说没人保证它不会受到军事攻击的公开声明。毛此举就明显是向斯大林表示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全心全意投靠苏联的决心。而这恰是斯大林要求的。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斯大林是极不想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而毛泽东也心领神会，立即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8月14日起一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文章，宣告与美国誓不两立。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发表文章批判日共中委野坂参三，而野坂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同中共并肩战斗的日本反战同盟领袖。毛还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社论，批判野坂的议会道路言论。并特意让人将此文译成俄文，专门送交斯大林审阅。以表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些东西了。中方虽然提出签新约，但并没抱太大希望，遭拒绝后实际上已经绝望，到20日周恩来抵莫斯科，中方连条约草稿都没有。而苏方1月5日便作出了第一稿，未与中方协商之下到1月16日，已六易其稿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在内，所记载的周恩来起草条约新文本、并加上互助两个字、还得到毛的赞赏的说法都不确。在前苏联档案中，已通过苏共中央批准的第六稿基本与实签条约无大出入，标题与实签条约标题相同。除此之外，苏方还批准了另外十一个协议草案。条约没费多大力气，中方一天内就通过了，1月31日文字最后定稿。而其他附件、协议则费了较多周折。
话题再回到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内容上来。注意到斯大林1月22日与毛、周的谈话，为免断章取义之嫌，我们把这段话全文照搬。当毛说新条约会否牵扯到雅尔塔协定时，斯大林回答：
“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你们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我们就采纳哪一种方案。”（重点字是本人特意标出的。）
这段话中重点字体部分说明，此时斯大林已决定要与美国斗争。他不可能不知道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解放台湾美国根本不打算干涉。事实上，他拒绝帮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就已选择了朝鲜，南韩比台湾更能威胁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史蒂科夫1月17日报告金日成要求进攻的电报他已打算同意，只等中苏条约敲定。联系到他于9月11日让葛罗米柯要求驻朝使馆全面估计进攻南韩的可能性及可行性；并在9月23日驳回史蒂科夫关于局部战役的电报中所指出的：“人民军进攻南方可能给美国以借口，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侵略，并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美国军队进驻南朝鲜。”这证明，后来的进展斯大林早有预料。问题是：1.敢不敢冒同美国对抗的风险。2.由谁来冒这个风险？金日成是不可能的。苏联自己是不能上的，那将冒失去东欧的更大风险。毛泽东积极加盟，可不可能使他与金日成合起来试一试？
苏联1942——1952 年驻华高级外交官、毛访苏的亲历者A.M.列多夫斯基称：“斯大林改变保持1945 年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的立场，不是因为对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斯大林不便透露的原因。”斯大林在下决心签订新条约的同时，也下决心让金日成动手。这当然不能透半点风声给毛泽东，于是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中苏条约敲定后，他马上就给金日成开绿灯。他期待着金日成能速战速决，在美国介入前解决问题。他一再说美国还没有准备好，甚至认为要二十年才能准备好。万一美国还有机会介入，那就要用中国的力量顶上去。这就是要同中国签订新条约的根本原因。结论是：斯大林之所以主动答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为了使中国成为朝鲜战争的后备力量。
1月30日，中苏条约文字基本润色完成，斯大林立即答复金日成：“我准备帮助他。”这决不是巧合！他从1月17日等到30日，其间尽管1月26日美、韩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美国出兵几乎成必然，他也没后退。等的就是中苏条约。而且，当中苏条约于2月14日签字后，苏联立即竭尽全力加速武装金日成。说明此约正是为了中苏结盟后，可以让中国去同美国作正面斗争而避免苏联与美国迎头相撞才主动同意签订的。况且，由于毛泽东对美国的仇视，这事是可能性极大的。历史证明，他赌赢了。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正是抗美援朝，斯大林才真正相信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从上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实是斯大林决定签署的。在毛泽东已不抱希望的情况下，他做出决定连毛泽东也出乎意料。而这个决定是连同让金日成进攻南方的决定一同做出的，目的首先是扩大苏维埃帝国的势力，其次是要打击一下美国，第三是考验毛泽东的忠诚。那些所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不得不签订
”的奇谈怪论，并非历史事实。2.这个条约及其附件，依旧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正式成为苏联的仆从国，而使整个中国都成为外国的下属。无论是满清，仰或中华民国，都不曾有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即使毛泽东后来又与苏联决裂，那也是由于苏共背弃了斯大林的缘故。这一段历史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耻辱。3.正是这个条约，以及毛泽东
“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这样一个荒唐决心，促使美国改变了企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念头，正式认定中国是苏联的附庸国。并在1950 年4 月确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决定：“必须拥有军事力量，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扩张，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或苏联指挥下的侵略活动，不论是局部的还是全球性的。”恰恰是在这个文件精神和斯大林的“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的决心指导下，才有朝鲜战争。而正是这个条约
，把我们绑在了苏联的战车上。4.因此，那些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成是“新中国第一个外交胜利”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强词夺理。
六.朝鲜战争的策划过程
我们再看这场战争具体的策划进程。1949年3月5日金日成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进攻韩国的计划。此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美军也尚未撤走，斯大林害怕美国介入，对金日成的实力也没信心，并不敢贸然同意。但他给了金日成两亿卢布贷款并同意人民军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学军事。1949年6月苏联又给金日成军用飞机100架，T-34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大炮230门，枪10000多枝。49年9月3日，金日成向苏联请示，要求先攻占瓮津半岛及开城地区。葛罗米柯9月11日回电苏使馆代办顿金，要他找金日成探讨进攻南方的可行性。经12日、13日两天讨论
，顿金认为局部战役不适宜。15日苏大使史蒂科夫电报却称：金日成与朴宪永认为，进攻可行。23日布尔加宁与葛罗米柯复电，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在当前形势下人民军对朝鲜南方开始全面进攻是不恰当的和不合时宜的。”9月24日苏共中央决议：“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并决定：“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
1950 年1 月17 日，金日成在酒宴后对苏联大使说，在中国完成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人民。斯大林同志说等南方进攻北方时可以反击，但是李承晚一直没有发动进攻。时间长了南朝鲜人民将对他失去信心。要求“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并借酒劲质问史蒂科夫：“为什么不许我进攻瓮津半岛？本来人民军只要三天就可以拿下，如果全面进攻几天就可以拿下汉城。”由于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敲定中苏条约，中国的“一边倒”已成现实，斯大林的态度转变了。1月30日斯大林回电：“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情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此后苏联便全力推动金日成开战。
2月4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史蒂科夫会谈，用九吨黄金、四十吨白银及1万5000吨有色金属矿石换取1.38亿卢布军火，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1951年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回电，苏联全部满足要求。2月下旬苏联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直接组织进攻的准备工作。3月9日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1.3亿卢布军事、技术、物资援助。18日斯大林答复：“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从中苏条约基本定稿到3月中旬就给了相当于过去两年所给的军备，这决不是偶然的。
1950 年3 月30 日至4 月25 日金日成访苏与斯大林就进攻南韩的具体细节进行讨论。斯大林批准进攻，他说：“如果你们想打，就打吧。我们答应提供武器支援和派遣军事专家顾问。”
但苏联不能出面。万一美国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 日金回国。5月12日对史蒂科夫说，他将于5月13日访问北京，但“不再向毛泽东求援了，莫斯科已满足了一切要求，给了足够的援助。”朝鲜人民军到开战时已有十个步兵师，两个半满员师
，一个装甲旅；有150辆T-34坦克；大量重火炮；180架高性能作战飞机。
七.毛泽东参与了朝战的策划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朝鲜同志想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方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斯大林回电还说完全同意中方意见。几个月之后，他改了主意。令许多人困惑的是，斯大林与金日成频繁的往来商讨，事关中国且如此重大，何况其中有两个月，毛泽东就在莫斯科
，而恰是这两个月，斯大林转变了态度。他居然对毛泽东一字不漏！苏联给金日成的武器装备，为了不让中国知道，全部走海路。直到最后时刻才由金日成通知中国，但仍把军事情况隐瞒着！非但如此，会谈中毛提到过金日成想进攻南韩，中共已按斯大林的要求将两个师连同武器装备交给金日成。不过现在还不是北方进攻南方的时机，斯大林也表示同意。以后毛也多次说，斯大林把他蒙在鼓里。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已把毛看成下属，但有野心，是东方的铁托，不想使他高出金一头。如果金能解决问题，不但苏联势力扩大，还使金日成可居功制约毛。但万一美国干涉，就必须中国的实力顶上。苏联的底线是决不同美国打，否则将冒失去东欧的风险。中、美一旦打起来，可以牵制甚至削弱美国，苏联就可在欧洲成强势；再者，中美一打就彻底断了中国打美国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苏联。为不使毛一气之下翻脸，在木已成舟时“抬举”毛
，让金必与毛讨论，使毛的虚荣心得些满足。同时他还必须得到中国在美国万一介入时能顶上去的承诺，才允许金日成开战。
这是斯大林阴险的一招，无论朝何方发展，只要美国不进攻中国，苏联都百利而无一弊，且不会有任何风险。而他算定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10月5日电报说得非常清楚），但这却使中方进退两难。当晚11：30周恩来亲自前往苏联大使馆要求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说明。14日维辛斯基回电：“毛泽东同志：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表示
，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作出。在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就应该延迟，决定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作出。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斯大林的毒招更进一步，上不上钩取决于毛自己了。当然也是考验毛的忠心。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让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同意进攻，并认为美国不会干涉。还有资料表明，毛次日对苏联大使说，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由于美国撤军，朝鲜局势有了很大改变。他建议中朝应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才好直接援助朝鲜。之后，毛周等开会。对斯大林与金日成早不通报不商量颇为不满，更何况斯大林对帮助我们解放台湾坚决拒绝，尽管美国总统杜鲁们在1月5日的声明中已明确说不打算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却又支持朝鲜解放南方，而美韩已于1月26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肯定要履行条约的。如果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不难看出，斯大林显然不想中国解放台湾后更加强大，且并不能伤害美国。让金日成打南韩，既使金强大起来可制约中国，又能在美国头上动土，居心险恶。我们绝不应该赞同这个计划。但毛一心“一边倒”，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
5 月15 日毛与金会谈，毛不讳言原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朝鲜解放南方。但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意见。更往前，1949年4月，金日成向斯大林报告，称南朝鲜定于6月进攻北方。苏联建议他与北京协商，把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5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递交了求援信，毛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金日成并肩作战。他强调，金日成应当坚定不移地争取实现统一朝鲜的目标，但近期不要行动，因国际形势还不利，且中共尚不宜公开和大规模支持北朝鲜，一旦完成统一中国，情况就不同了。还承诺
：布防在东北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很快编入人民军。一旦中国战事基本告一段落，解放军中其他朝鲜族官兵也都编入人民军，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实力。从1949年7月到1950年4月，毛泽东把四野朝鲜族部队四万多人整建制拨给朝鲜，这些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成了人民军的主力
，占其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使金日成的实力与信心倍增。显然，无论美国介入与否，我们都是要帮助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这就是毛所谓的“国际主义”！
金日成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后，毛强调：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不过毛也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告诉金，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可以出兵。金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几乎不可能。毛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作不了它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如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
“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表示感谢，但再一次婉言谢绝。他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作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
金日成其实是怕中国出兵就不撤军，使他成为毛泽东的附庸。5月16日，毛金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回电金日成，同意毛所提中朝签订互助同盟条约，但“这不应当是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成功地统一之后。”金日成开战的具体日期或许并没有告知毛，6月28日，金日成派来一名校级军官通报战况，毛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7月2日周恩来也对苏联大使抱怨：早在五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我们就提出了美国介入的问题，但金日成估计不充分，并且不听我们的意见。现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周恩来此话也说明，毛参与进攻的策划是可信的。
毛无论何种原因是认可了这次进攻的理由还有，“下一次讨论”并没有举行。如果毛泽东不同意，这次进攻是不可能开始的。至少不会很快开始。并且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电告斯大林：周恩来与他会谈时说：“中国的三个军共12万人已经集结在沈阳地区，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这也说明，在同意金开战时我们已作了某种出兵的承诺，现在必须给斯大林明确答复，因为美国已经介入了。周恩来此答复也许还有糊弄斯大林的成分：中国早就调兵了。因为如果朝鲜开战后我军才开始调动，12万部队是不可能在五天内就集结到沈阳的。
斯大林马上回电罗申：“我们认为，集中九个师于中朝边境以便于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连志愿军这种形式也是斯大林给安排好的，而我方也服从了，7月7日即决定：一旦参战就“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织”。斯大林10月5日来电进一步说明用“志愿军”这种形式的理由。其实他的本意是：如果以中国军队的名义出兵，万一打不过，美军就有借口进犯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就必须出兵。他依旧不能回避同美国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将在全世界面前名声扫地！所谓“毛主席采纳民主人士用志愿军名义的建议”，不过是欺骗中国老百姓的宣传手段罢了。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在此电中还详细说明美国不可能进攻中国的理由，促使毛快下决心。
以上事实也清楚地说明，早在金日成尚未开始进攻、美国佬还蒙在鼓里之时，毛泽东就承诺出兵了！斯大林迫使中国参与了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谋划，并做出准备出兵的承诺。毛泽东不过听命而已。这不知算哪门子“保家卫国”。许多文章称毛如何有远见，早作打算，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毛也清楚，从中国的利益来说是不希望朝鲜爆发战争的，更不应介入。但为执行斯大林的指示，7月7日军委开会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准备变为“志愿军”参战。
另一方面，中国则不断发出警告，希望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这样我国就可以不出兵也能向斯大林交差了。众多为抗美援朝讴歌的文章中，也一致承认我国出兵决策曾经历了多次反复。只是这些讴歌者显然忽视了一个问题：假如真的像你们认为的那样，是中国受到了严重的侵略威胁，战火即将烧到我们头上了；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却犹犹豫豫，为苏联出动空军
、提供军援而讨价还价，岂不是往老毛脸上抹黑？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会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忙于向第三国提条件：“你不给军援、不出动空军配合，我就不抵抗侵略
”的？
后来，毛泽东多次埋怨斯大林，说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可笑的是，老毛自己早就悔之不已、并认定“百分之百的错”事，至今还有许多人著文为之歌功颂德。既然决定“是百分之百的错了”，我们却因服从错了的决定而正确
，岂不荒唐？御用文人们以不变应万变，以“伟大胜利”为基点，选取立论依据；对一切不利于此的证据统统视而不见。这使我想起，文革时周恩来接见湖南“长高司”时，对他们
“誓死捍卫中央‘2.4 批示’”的表态：“我们都认错了，你们还捍卫什么？”假如我们没有参与谋划对南韩的进攻，也许确是理直气壮的；可惜的是，无论多么勉强，我们毕竟上了斯大林的当，完全不是依据中国的利益介入了此事，不能不是永远的遗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