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从曼德拉葬礼说开去

2013.12.15-25

          6日上午打开电脑,瞧见了一个消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其实这个消息并不新奇,因为他已经弥留一段时日了,期间还有过误报,又有澄清。只是因为曾经因崇敬而关注过这位传奇人物,并且于2001年赴南非商旅时对其作了些近距离了解,此前不久更是拜读了秦晖教授关于南非的论述,有一些感触却欲语还休。无他,窃以为曼德拉重返政治舞台之后力促种族间和解、反对报复,固然伟大且由衷地钦佩。但似乎他所承载的荣誉已经如牛负重,不忍心再加一根稻草到他身上。而且,另一位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贡献更大的人物――德克勒克,却遭怠慢,这中间隐现某种不公。一想到要与全世界去争论,何况还在人家需要节哀之时,心怯力疲,也就打住了。

         今日上网,看见南非那边为曼德拉举办的追悼仪式有了报道:奥巴马同美国的宿敌劳尔.卡斯特罗握手,并做简短寒暄。美国官方的回应是低调的,仅表示此举非计划中的行动,意即此乃即兴之礼节性举动,并无实质意义;而古巴方面则喜形于色,宣称是“美国结束对古巴侵略的第一步”。而“新浪新闻”居然告知中国网民,说:“奥巴马对卡斯特罗表示,希望这景象是美国结束对古巴侵略行为的开端。”
http://news.sina.com.cn/w/2013-12-11/130128954023.shtml)甭管什么话,经中国媒体一转告,都立马牛逼起来了!

         未几,微信里又收到一张照片:奥巴马、卡梅伦簇拥在丹麦女首相施密特身边,扮着鬼脸,任由她拿手机自拍三人合影,颇显“轻松一刻”的。奥巴马夫人则一脸严肃凝望追悼大会会场。此照迅即走红全球传媒,各种解读更是不一而足,包括米切尔“吃醋”说。紧接着传来摄影者的说明:“环绕着我的南非人民载歌载舞、开怀大笑着祭奠他们逝去的总统。现场更像是一个嘉年华会,丝毫没有沉重暗淡的气氛。”而“拍照前几秒钟的时间里,这位第一夫人(米切尔)也在和她周围的人开玩笑,包括卡梅伦以及施密特。”还有更搞笑的:为奥巴马等贵宾讲话做哑语直播的南非首席专家,竟被行家戳穿是个骗子,一查居然还患有神经疾病,他以往表演的全都是自己胡编乱造的手势而非哑语!滥竽却敢不充数,专门在大场面上玩“独舞”,居然还能玩到举世瞩目的曼德拉追悼会上来!忍俊不禁之余,手指头也痒痒了,还是敲打几行字凑个热闹。

         曼德拉的动人故事到处都在讲,他受到世人的普遍尊重直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因为他的武功,而是因为他的和解举措。这已经很明确,无须我再来絮叨。其实,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曼氏并无多少贡献,在他加入非国大之前,那伙黑人精英都已经反抗三十多年了,而且一贯持非暴力抗拒的宗旨。曼氏的加入,反对该组织既有的宗旨,力主暴力对抗乃至武装夺取政权。他甚至为此秘密加入南非共产党,并跻身共党高层,据说是为了获得苏中为符号的共产阵营的支持尤其是援助。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非国大主席艾伯特.约翰.卢图利,表彰的正是非国大自1912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抗争。然而这块奖牌还没捂热,曼氏主持的系列爆炸案便已经启动,不知道是否想给那家挪威评奖机构“铲脸”。

         在一伙英裔白人的掩护下,曼德拉领导“民族之矛”玩了一年的爆炸游戏,只是受到非国大高层的限制:只准破坏,不准流血。看来也幸亏有此限制故没闹出人命来,否则曼德拉极有可能被判极刑而非“终身监禁”的。19621月他曾潜出南非到访非洲15国及伦敦,不但结交了众多非洲首脑人物,英国工党、自由党的党魁亦与之洽谈多时。

         曼氏回顾说,那时读到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地下墓室里一位无名氏的碑文:“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
,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曼氏自称是这碑文使之幡然醒悟:改变世界必须从改变自我做起。果真由此而大彻大悟?不得而知。因为他回国未几尚无表现机会就被擒获,以后又获刑无期
,接下去就有27年牢狱之灾熬炼出来的更高声望,包括“在狱中研究和领导武装斗争”。

    这27 年世界变化太大,不去说国际上那些确有巨大效果的制裁,南非国内那些反抗运动也跟曼氏没多少关联,尽管他老婆打着他的旗号坚持暴力抗拒。当老曼出狱之时,德克勒克主政的南非已经基本废弃掉种族隔离政策,开始打造一个各种族和谐相处的南非了。也即曼德拉出狱是南非政府改弦更张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尽管他成为此次变革的最显眼的符号。而且,六十年代独立潮中,大多数新独立国家奉行的都是“黑色种族主义”,把白人乃至有色人种居民不是隔离而是驱赶一空,劫掠了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残忍地加以杀害。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此非但视而不见,而且简直助纣为虐,似乎只有南非温柔得多的歧视与隔离才是十恶不赦,黑人杀黑人或非黑人都是天然合理的。八十年代开始整个非洲都出现新局面,和平、民主、协商逐渐取代杀戮成为主流。即使说反对黑人掌权后对白人进行报复,坚持和解路线,也不是曼德拉的发明或独门绝技,非洲早有先例可循的。

 1960年独立的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曾在法国当过议员、部长的总统博瓦尼坚决奉行民族和解政策,甚至在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上讥笑非洲那些驱逐白人及亚裔的政府首脑都是白痴,打赌说十年以后比比看:“但亲爱的朋友们,恐怕到那时你们中间就没有几个有资格参加了。”该国继续与原宗主国法国保持亲密关系,白人数量不降反升了数倍,该国经济连续20年保持10%的增长率,被誉为“象牙海岸奇迹”。他还是最早奉劝南非人走谈判、和解之路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肯尼亚的肯雅塔则比曼德拉早10年入狱,还是纯粹冤案,英国人莫须有地把他白关了九年。曼氏入狱肯氏获释已一年,次年肯氏即胜选掌权,执政后也奉行和解政策,给肯尼亚带来的成就也早为世人公认。肯尼亚黑人的儿子破天荒当上美国总统,似乎不能全都归结于偶然。穆加贝执掌津巴布韦政权以前,该国史密斯政权奉行白人种族主义政策毫不逊色于南非。而老穆拿起枪杆子没夺到的政权,放下枪杆子却“得来全不费功夫”。1980年大选执政以后穆氏亦奉行种族和解政策,禁止对人口不到1%的白人进行任何报复,20年时间里该国经济发展也极其迅速。

        不过2000年穆氏开始变脸,大搞抢劫白人的“土地改革”、排外型“民族经济”,津巴布韦迅速地从“非洲的面包房”坠入谷底,通货膨胀创造了匪夷所思之纪录,如今已成为举世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恰好又从反面印证了和解政策的正确。上述国家后来的变故还证明了一个铁律:没能构建一个稳固的宪政环境,仅靠睿智的领导者施良政,是不可能混得长久的。

         除了津巴布韦新世纪变为反例之外,上世纪独立潮中奉行“黑人自己的非洲”的国家就太多,“其实,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实行种族政策。在50年代和60年代,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几国共驱逐了25万多犹太人,并把剩下的几千人集中到犹太人居住区里。60年代,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驱逐了国内的阿拉伯人,剥夺了他们的平等权利。70年代,在非洲之角和东非、中非的大多数国家里,亚洲人被驱逐出境,到处都受到歧视。就连在肯尼亚,1982年他们也遭到了驱逐的威吓。在多数情况下,种族歧视是政府政策的故意行为,而不是政府对大众要求所作的反应。”(《现代》下卷,P647)加上非洲各国没完没了的政变、暴乱,仅1975年,43个非洲国家中就有20个属于军人暴政统治,乃至于那些年里黑非洲几乎被鲜血染成“红非洲”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被舆论遮蔽: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无疑
侵害了黑人的人权,但远比同时段非洲大多数国家更为人道!

         典型案例如刚果(利)1960年协商独立后,卢蒙巴出任首任总理。还在独立庆典上他就公开煽动黑色种族主义,并单方面撕毁独立协议,扬言要对白人进行报复。他下令驱逐政府中全部比利时籍公务员,满以为靠剩下的11803 名非裔雇员便足以运作。谁知那些非裔中11000 名系全文盲,800名四级职员,仅剩3人中无一人能达到一级职员水平,为避免政府瘫痪只得暂时作罢。但他坚持驱逐了独立协议规定保留的所有比利时军官,仅仅五天后纯黑人的首都卫戍部队便发生哗变,接着便开始奸淫掳掠,无论白人黑人都在劫难逃。比利时只得出兵护侨并恢复首都秩序,迅速取得成效。而此前装聋作哑的联合国这时却来了精神,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迅即召开安理会,做决议谴责比利时入侵刚果(利),东西方诸多政府趁机跟进搅合。本有能力稳定刚果(利)局势的比军只好收手,护送白人居民撤退自己也鸣金撤离。黑人间杀戮愈演愈烈,结果是双手沾满数千无辜人士鲜血的卢蒙巴自己连小命也没保住。这类血腥案例在亚洲、非洲数不胜数,就不在此赘述了。

         曼德拉当初组建“民族之矛”非法武装,自任总司令准备用暴力夺取政权。但这支武装显然不堪一击,只好玩暴力偷袭的把戏,在获得黑人狂热支持的同时,也挣得些通缉,甚至被里根政府列入“恐怖分子”黑名单。他因此而被捕判刑。长期的牢狱生活虽然有书报、电视看,可以奋笔疾书写些回忆录之类文字,也有栽花种菜打网球之类消遣,除了老婆每月一次探视之外,还在狱中接见国会议员、政府部长、总统乃至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何况,老婆孩子每月收到台湾大使馆支给一千美元生活费,其他资助不详,日子过得也算小康了。这些
“残酷迫害”绝对会令今日中国的“思想犯”们垂涎三尺,就连他们的家属也得感叹亦嘘唏的。

         曼德拉若是没关进牢房,南非会怎样?他的“民族之茅”会刺向何方?事实上,黑非洲那时血流成河的武装斗争乱局在南非并非没有表现,最激烈的流血冲突并非黑人同政府开战,而是各派黑人组织间的残杀。其死难人数远远超过与种族隔离政权冲突所导致的伤亡不知多少倍,但没人当回事,国际社会乐此不疲的只是谴责和制裁南非政府。1978年坦桑尼亚独裁者尼雷尔说:“自从阿明篡权以来,他杀的人比史密斯在罗得西亚杀的人还要多;比沃斯特在南非杀的人还要多。但在非洲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黑人杀其他黑人无关紧要……现在黑人似乎也有了屠杀同伴的资格。”他说的是乌干达,实际上整个黑非洲早就基本如此。接着出兵推翻了乌干达的阿明暴政,尽管动机和行为均有可质疑之处,却可以说是拉开了非洲新时代的序幕。

         世上有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你比如六十年代举世之热闹。美苏两霸争奇斗艳;中国人搞文革;法国人玩城市暴乱;美国黑人闹维权;非洲及亚洲均大行政变之道,武装暴乱更是如火如荼;拉丁美洲乐此不疲凑社会主义份子,亦不乏武装叛乱。到了八十年代全世界似乎都开始懂事了,中国玩起改革开放;苏联则搞“公开化”;东欧的民主风潮一阵紧过一阵;亚洲、拉美许多威权之国开始玩转型;非洲似乎也被太多的鲜血唤醒,开始厌倦并制止暴力走向和平协商解决问题。被法国记者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场兜了个大弯子,付出巨大鲜血与生命之代价后总算想明白些事理,愿意坐下来玩民主政治了。

         我们理应意识到,曼德拉之所以成为曼德拉,根本条件在于他所处体制总体上还是讲道理的法治社会。曼氏承认他是甘地的学生,而汉娜.阿伦特1969年在《关于暴力的思考》里精准地指出:“假如甘地采取的成功的、强有力的非暴力抵抗策略遇到的是另外一个对手,斯大林的俄罗斯、希特勒的德国、甚至是战前的日本而不是英国,其结果将不是非殖民地化而是大屠杀和投降。”这话在理。即便他遇上的主儿是毛泽东,只需想一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乃至于周恩来发起的“一打三反”中那数不清的冤魂,曼德拉恐怕早就跟他们一样神魂飘荡了!西方国家那些官方或民间机构根本没机会给这位武装暴乱领袖戴许多光环、授一大堆奖项,最多只能致悼词罢了。须知,上述那些中国冤魂,他们非但没人组织过“民族之矛”,就连“武装斗争”的话都没说过。近世之大人物,没有谁的残忍与阴毒能与毛氏相提并论,杀光敌人就从自己人里制造一些敌人来杀,总之得杀到整个民族都没脾气。有人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曼德拉?愚钝之问,猪圈里能养出千里马来么?

         于是我们又不能不重温马克思先生1842年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评述:“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
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据此,我们可以思量道德国家与流氓国家之分野。曼德拉入狱时仅仅对狱卒说:你们敢碰我一下我就会向最高法院控告你们。于是狱卒们便小心翼翼避免与之发生接触了,反倒是传言说曼德拉险些揍了监狱长。当年的南非,共产党是被取缔的、共产
主义是被禁止的,曼氏却能在狱中读马克思、毛泽东甚至刘少奇的文章。可最新鲜的反例,李南央携带她身为中共高干的老爸的书,却被海关收缴了。“新中国”不仅言论自由子虚乌有,就连视与听都被严加管制,可否想像那道国门类同监狱大门、边检甚于当年南非监狱的
门警呢?“种族歧视”无疑是邪恶的,因为它剥夺了一部分民众的权利;但若是剥夺全体民众的权利是否就天经地义?甚至也算一种“平等”,在权力之下人人平等?

        我们理应还记得,魏京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给错误的对象写了一篇正确而且合法的大字报,就获刑15年,连贴那张大字报的场所也遭取缔。恰因此,才得以证明他的大字报内容正确;至于另一位诺和奖得主就更离奇了,只是组织一些人签名做了一份名为《宣言
》实为请愿书的,也获刑11年,连他的老婆都享受严苛的软禁待遇。至于其它,例如曼德拉逝世前不久斯伟江等极具正义感的律师们为江西刘萍等三人案的辩护词在网上流传,一连串匪夷所思的罪名,其中包含十几个人在小区内自家楼下拍了张照片,就成“非法集会罪”
嫌犯。曼德拉实在应该为自己投胎在一个“道德的国家”而庆幸,尽管那里的道德层次未必达到最佳状态。倘若他生在一个流氓国家,必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曼德拉尚未入土,北朝鲜的金三就杀掉了他的姑父及左膀右臂,罪名居然是想学“西朝鲜”
搞改革开放!

         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写道:“南非人记得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
,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的年轻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9月,他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走了一千五百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此情此景,即便所述属实,也无法与温妮.曼德拉主使的残杀十几名黑人青少年之手段相提并论。也无论在南非发生过几桩,中国的网民们应该都不陌生,跟那些“躲猫猫死”之类,何其相似乃尔。有点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是,曼德拉出狱后的成就,不在于力促白人群众提高觉悟,而在于力促其黑人兄弟提高觉悟
。现实些看,倘若曼氏如同卢蒙巴等非洲寡头那般鼓动仇杀,结果会怎样?南非是非洲白人最多的国家,据报道说曼氏出狱时有556万人,且训练有素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也全由白人组成,他们还有颇具规模的军火工业支撑着。乌合之众的黑人想屠杀白人恐怕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首开杀戒输掉舆论优势,指定是不堪一击。可以想见的结果是那些激进的黑人族群就会被赶进几个“班图斯坦”里去,自己立国自己玩,一国之内画一道杠杠隔离不同的族群惹来天怒人怨,但那道杠杠一旦变成国界立马就天然合理,就像莱索托、斯威士兰那样。世纪末北约与联合国解决前南问题,最终也只能是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自己立国
凭着曼德拉的聪明理应看得见这样的结果,力主明智亦不失俊杰风范。

         为了整个南非的利益,他确实发挥了全部才能及影响力,尤其是那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选举各族群杰出人士组建、授予其超强的权力、选择图图大主教主持,都属于英明举措。尽管类似的机构在非洲曾有先例,但图图在曼氏支持下的工作成就,确实更高一筹。图图不光追查种族主义者的恶行,也追查黑人暴徒的恶行,包括曼德拉夫人温妮。当温妮受审查时,曼氏给予的是对图图的支持,而不是替夫人掩饰以助其逃避。但当委员会查实温妮指使她的保镖兼打手“曼德拉足球俱乐部”,以极其残忍地杀害了十几名黑人青少年而量刑五年,曼德拉总统出面保释,使之以罚金顶掉了刑期。又据南非农场主协会的调查数据,仅曼德拉执政的那些年里,惨遭杀害的白人农场主及家人约3000人之多,至少它比已遭控诉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劣迹要惨烈得多得多!一方面可以看出来白人被和解捆住手脚确实处于被动挨打之地位,另一方面也可知曼氏之业绩并非舆论吹嘘的那么辉煌。

         对比曼德拉的遭遇,姑且只看英国吧,肯尼亚的“茅茅”玩武装斗争,两位主帅均被英国殖民当局逮住处决了,没机会吃27年牢饭。曼氏之幸运难道不是得益于南非当局的宽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英国人以及英裔社会居然是声援曼德拉的主力,不但麦克米伦首相1960 年初就到比勒陀利亚发表谴责南非种族隔离的演说,直接煽动了黑人闹事潮,紧接着便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他们还起劲地鼓噪国际社会围攻南非,伦敦甚至上演过50位市镇长
“散步”到国会,递交他们主张制裁南非的请愿书!有人怀疑英国政客是在报复布尔人,他们曾经战胜过的“农夫”,却用选票夺回对南非的控制权,还彻底退出英联邦。不搞垮他们
,历来小肚鸡肠的英国政客难解心中郁闷。事实上,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英国人1913年颁布的《原住民土地法》为开端的,布尔人执政以后不断强化它。要命的是希特勒把种族主义发挥到极致,举世憎恶,这是南非布尔人政权臭名昭著的世界性心理因素。

         实际上,以祖鲁为符号的黑人同样是南非土地上的殖民者,与白人殖民者的区别,优势在于人多,劣势在于文明层级差了远不止一两个档次。众口一词的是殖民主义如何邪恶,这世界共识乃是美国人强加的。实际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无一国可例外。没有历史上延绵不断的殖民驱动,人类至今恐怕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根本不用想什么人类文明之类事情。尤其是,近世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的宗教殖民主义扩张,我们暂且称其为
“近代殖民主义”,很快就因为英法的加入而改变性质,他们携带着科技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成就,使历来仅以掠夺、霸占为主的殖民活动转化为文明的扩张,其进步意义绝非期间发生的某些劣迹可以抹煞的。彻底否定殖民主义的历史功绩带有极强主观随意性。偏偏是荷兰人最先于1581年创立了民族国家,应算是殖民地独立的先驱,尽管颇具孤掌难鸣之韵味
,却是它敲响了殖民主义第一声丧钟,而美国人无疑是终结它的最强驱动力。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首先是美国独立,殖民地转化成独立国家,推动了反殖民主义的第一个高潮,中南美洲纷纷跟进,美国佬也成为楷模而且还以门罗主义为旗帜,当了一阵保护神。这里既有历史进程注定的合理性,也有超越历史进程的不合理。前者是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否定,而后者则是对于激进主义的惩罚。美国独立后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是海地,这块原本在法国治理下的殖民地已经建设得初具繁荣,1780年代,欧洲40%的糖、60%的咖啡由此地供应。1790年法国大革命之国民会议决定立法推行自由,来自马提尼克殖民地的代表莫罗.德圣梅里坚决反对,他认定此项法令必将导致混乱,“殖民地不久就会成为一片广袤的屠场”。反对无效,果然导致一系列屠杀。1804年的独立结果更糟,黑人统治者远比殖民者更残暴,却没有殖民者的治理绩效。其间虽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次军事干预,海地的动乱与厮杀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到来。它本来应该是“非洲解放”的前车之鉴,无奈罗斯福有眼无珠
,全然不顾海地的黑人本来就与黑非洲同根,强行在全世界推广他的激进政策。

         19418月罗斯福总统迫使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丘氏回到伦敦不得不向国会解释,称其不是主持大英帝国散伙礼的首相。意气风发的罗斯福,没有审时度势就贸然自作主张两度误导人类社会。那个心血来潮的“无条件投降”无疑促进了德日军民拼死抵抗的决心
,从而增加了盟军与平民的伤亡,但不在本话题之内;而《大西洋宪章》错误地将殖民地一律视作邪恶,急不可耐促进其独立解放。我们仅需回头看看,彼时殖民地国家无论奉行何种政策,几乎无一不在构建西方式宪政民主权力。至少在黑非洲,在白人来到以前没有文字,没有历法,没有货币,就连房子也不会建,只能搭建茅草窝棚,更谈不上什么国家社会乃至文明。是殖民者带来文明之光照亮了这块土地,诸多殖民地仿效宗主国的议会、司法、新闻出版机构多数都已建立有时,宪政体制已在培育之中;文化教育事业也初具形象。而“民族独立”的结果是罗斯福播种苏维埃收获,最高峰时非洲有30国搞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原殖民地国家几乎全都陷入中世纪式专制独裁体制里去了。由此可见,那时的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最大成就就是历史的倒退!

         《宪章》无疑是后来联合国的基础,也是一个崇高的国际理想之表述。但显然充满了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式理想主义的恶性膨胀,他们对各国民众参差不齐的生活素质与心理素质缺乏了解,尚可理解。但他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美国立国近九十年,直至1870 年宪法第15修正案才确立了黑人的选举权;但再过去九十多年,仍未能解决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直至1964年宪法第24修正案,黑人终于获得完整的选举权。你怎能想当然地鼓吹“殖民地独立”、“民族自决”呢?英国思想家密尔还在19世纪中叶写的《论自由》,就已经注意到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受到保护以防范他们自己的行动”,“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考虑社会中那些落后国家,在那里种族本身可以被看作处于其少年时期……假如目的是他们的开化,专制主义就是对待野蛮人的合法政府形式。”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也曾说:“要將美式民主程序套用在信仰与真理的问题上,根本是大错特错。真理不能以投票表决。”要命的是即便美国自己还没搞清爽的“民主程序”,罗斯福竟然要强制推行到亚非殖民地里去,确实病得不轻。

         我们如果联想美国人在抗战后期开始对华政策之荒诞愚蠢,更有助于了解它对全世界的误导。例如第三条:“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丘吉尔认为此条仅适用于轴心国殖民地,罗斯福斩钉截铁谓“适用于全人类”!他显然忽略了,殖民地权力毕竟掌控在文明人手中,它还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行事的,尽管因为宗主国之宪政民主形式多样进程不一,但都朝着进步的方向努力。急功近利地推进殖民地独立潮,不顾一切拔苗助长,无异于中止甚至摧毁那里极为脆弱的宪政民主体制建设,帮助那里本来薄弱的精英中少数野心家阴谋家争权夺利,其严重后果历史已经演绎过了,无须我们在此多说。

         那种来自近世早期对殖民地的掠夺故事更是过时而且夸大其词,至少到19世纪那种中世纪式劫掠已经式微,各宗主国更给力的是对殖民地的建设。无他,资本的属性注定要靠市场牟利,而市场的培育必须使消费增长,敢花钱的人多了才会有商品的畅销、利润的不断增长
,也即唯有更多人富裕起来才是市场扩张之真谛。故,古往今来举世只有资本主义真的利于人民富裕,连带着也惠及自由、民主。而一切专制乃至独裁的体制禀性注定利于人民贫困,人民越是依赖政府统治才能愈加稳固,所谓“饱暖思隐逸”指的正是人民一旦富裕起来就会各行其是伸张权利,这对于专制体制是致命软肋。仅此,就可以想象殖民地的繁荣昌盛是宗主国资本盈利的必须,只有那里产生广泛需求才可能形成市场;而广泛需求只能是民众安居乐业、拥有不断增长的购买力的结果。其它说道都是扯淡。事实上,没有一个宗主国政府不在促进殖民地建设,也没有一个殖民地政府不致力于本地建设,极其简单的原因是他们从来视殖民地为本国幅员的增长,根本没有短期占有搜刮一通而后走人的念头。恰恰相反,殖民地政府为本地利益同宗主国抗争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南非,布尔人根本没有宗主国之概念
他们自认为就是非洲人而非荷兰人或欧洲人,建设南非乃是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

         不去一项一项数工业、运输、文教、卫生等数据,只看大的方面。限于篇幅,我们只需援引少数案例。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所著《现代》一书介绍:“从1920年开始,比利时在刚果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功。在50年代,比利时重新在刚果进行大笔的工业投资。工业指数在1948-1958 年间从118点增加到350点,生产力则增加了两倍半。50年代,工业产值以年均14.3%的速度递增,直至独立前夕这个速度才开始有所下降。”另一位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的《非洲现代史》称:“城镇在1945年后急剧扩大。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1950 年有22.1万人,1958年达38.9 万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1940年有6.1 万人,1960年增至22万人;内罗毕194410.8万人,196025万人;达喀尔194818.5万人,196038.3万人;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19484.8万人,196018万人。非洲再也不是农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大陆了。”

         至于其它介绍我们不去详述了,一个不争的历史真实就是:黑非洲在殖民者开进去之前皆为原始荒蛮之地,采集狩猎就连农耕也只有极少数先进部落才会操作。到他们独立之时,没有一个国家不涉足近世文明状态,上述城市状况就是明证。2001年我们住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一家小酒店,仅有18间房却带有健身房、游泳池、网球场及酒吧,其经理承认这是将所驱赶白人的住宅改建成的酒店。他还跟我们说了一个讽刺恩克鲁玛的政治笑话,称其在联合国控诉,大意是:我们黑人原来住在树林里,不愁吃,不用穿,生活悠然自得。是你们白人殖民者用先进的武器把我们驱赶出来,强加给我们你们所谓的文明。我们不但要住房穿衣,而且从小就得学习文化,给我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你们还把你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电灯电话、飞机汽车、广播电影电视还有书报杂志等等,迫使我们不得不拚命劳作,挣更多的钱以满足这些需求。现在,我们虽然独立了,但已经失去了返回树林生活的能力,因此,你们必须援助我们,以救赎你们曾经犯下的罪过。

         或许不应怀疑罗斯福制定《宪章》的善意,就像不应怀疑一个医生给病人开处方时的善意一样,唯独需要看重的是病人吃药之后的反应。《宪章》第三条很快就被亚、非激进份子视作天条,它被诠释为:“除了自由,别无他求。”南非的非国大当年12月年会,不但认真讨论了《宪章》,还做决议“委任一个委员会研究《大西洋宪章》,并草拟一项《人权法议案》,待本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交和平会议讨论。”《非洲现代史》还介绍说:“即使是最谨慎的人一般也都能从《宪章》的允诺中受到鼓舞。”而随后建立的联合国进一步鼓舞了已看见辉煌未来的激进斗士,纳粹种族主义转化成民族主义,戴维逊接着说:“战争(指二战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一个动乱的局面出现了,人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目标。”各种血腥全都披上了正义盛装,理性严重缺失的亚非民众在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的鼓噪之下亢奋不已。

 首当其冲的就是阿尔及利亚,其民族主义学者M.哈比之后回顾说:“《大西洋宪章》对于那些被上帝选中且又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影响极其深远。《宪章》承认人民拥有自由和自决的权利,从而使大国承认了民族主义的地位。”阿国从来不是一国,纪元前曾为罗马帝国之行省,原住民为柏伯人,以后成拜占庭帝国属地。公元634年阿拉伯帝国发动殖民战争,向西一直打到今日西班牙法国边界。原住民和移民或被剿灭或被同化,少量逃进荒僻山区。15世纪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占领此地,地中海对岸的人们开始移居,1830年法国宣布此地为其行省,至此方划出边界。彼时该地域内居民约150万人,可耕地2000平方英里。此后形成移民潮,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等族裔定居于此,有法国血统的约占20%。在法国的管辖下,该地获得长足发展,到1954年,仅耕地就扩大13.5倍达2.7万平方英里,且不说城市与工业建设。应该说,此地之财富基本是这百余年时间里由各族裔民众共同创造的。因法国带来的医疗服务消灭了疟疾、伤寒等夺命疾病,包括阿拉伯人在内各族裔均得以大幅度提高了健康水准与寿命。又因其繁荣吸引了更多移民,最多的是近水楼台的阿拉伯人。

自视高雅的法裔蔑视其它族裔,包括欧洲裔;而欧裔又蔑视愚昧落后的阿拉伯裔。他们似乎忽视了一个因素:阿拉伯人更能繁殖,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增速远远高于欧裔包括法裔,于是就成了大多数。本来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平融合的族群间矛盾,在《宪章》的鼓励下迅速恶性转化,阿拉伯人中那些不得志的精英份子开始鼓动民族独立,糟糕的是他们把民族概念搅合成种族,“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成了时髦口号。这既是多数压迫少数的理念,更是种族主义意识在另一个方向上的恶性发展,其反动禀性乃至残酷性都远甚于法国殖民主义!却得以在否定殖民主义的旗号下赤裸裸地张扬,复兴了人类远古时代那种兽性劣根。

    法国政府似乎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尤其是对阿拉伯温和派人士也一概嗤之以鼻,矛盾迅速转化为暴力冲突。19455月初,阿拉伯激进份子屠杀了百余欧裔和平居民,手段残忍妇孺皆未能幸免。此举激怒了法国,8日出动飞机、军舰一举夷平了约40个阿拉伯村庄,千余人被击毙。可满世界都被《宪章》精神忽悠得晕头转向,人皆想装扮成同情弱势的使徒,只谴责法军残暴,没人指责极端份子的暴行。而随着二战中法军中阿籍军人的复员,冤冤相报情绪迅速高涨,以暴力对抗暴力成了那里的主旋律。

 从法军退伍的战斗英雄本.贝拉很快成为抵抗组织的领袖,尽管他连阿拉伯语都不会说。他力主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回避强悍的法军或警察,而是“消灭温和份子和主张多民族化的人”,无论法裔、欧裔还是穆斯林,凡是主张和解者一律处死。其理由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人的死亡常常比20个军人死亡更有价值。”本.贝拉签署的命令有:“清除所有希望有所作为的调解人”、“杀死任何企图分化好战分子、向他们灌输和解精神的人”、“杀死穆斯林法官,把他们的孩子也杀了。杀死所有纳税和收税的人。把积极工作的穆斯林军士的房屋烧掉。”唯有消灭了温和派,不共戴天的仇恨才能扎根人心。所使用的手段极其残忍,砍头、割舌头、乳房或睾丸,挖掉眼睛、截去肢体,甚至剁碎尸体。总之他们除了最能造成恐怖的手段绝不采用任何涉嫌人道的杀人方式。甚至一些原来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份子也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骨干。

    巴西恐怖主义者卡洛斯.马格里拉准确地诠释了本.贝拉“民族解放阵线”的信条:“通过实施暴行,将政治危机转化为武装冲突,迫使那些当权者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转变为军事形态。这将疏远大众,大众从此将起来反对警察和军队”;“政府只能加强镇压,使市民的生活更加艰苦”;“人民将拒绝与官方合作,最终人民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对手。从此国家的政治形态将转化为军事形态。”而民族解放阵线司令拉姆丹.阿巴尼下令,他的人只要有一个丧命,就必须杀掉100个法裔平民,比纳粹的报复劣迹更昭著。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种族主义暴行不但充斥了整个五十年代及以后,直到现在也未能彻底清除干净。

    本.贝拉的谋略似乎大获成功,驻阿法军无法忍受。雅克.马索将军下令法军可以使用有监督节制的私刑拷打,以不留残疾为原则,为了从俘获的民族解放阵线份子口中获取情报。而法军早在1789年就严令禁止任何私刑拷打,违禁者将处以死刑。法国政府似乎对其开了禁,法军的战绩也得以迅速提升,民族解放阵线逐渐被击溃,本.贝拉1950年指挥抢劫邮政总局而被捕,1952年越狱逃遁;再于1956年被捕。与他抓获敌人必施以酷刑然后残忍地折磨至死相反,本氏在文明的监狱里养尊处优,收汇报发指令。而戴高乐为阻断他指挥外界,下令将其移至监守更严密的监狱,国际舆论则一片声谴责法国非人道,似乎本.贝拉反倒是人道主义大师。最终,法国人放弃了这个“海外省”,本.贝拉当选总统随即没收以法国人为主的其它人种的全部财产,并将他们驱逐或逼迫离境,推行阿拉伯版种族迫害政策却成了极为时髦的正义。

    另一个典型是印度次大陆。印巴独立迅即演绎成基于族群与宗教差异的大屠杀,百万生命成了印巴民族独立的祭祀,流离失所者达500万人之多。而那里的独立恰是非暴力主义鼻祖甘地领导的,甘地本人也成了非暴力旗帜下暴力的牺牲品。接下去血案不断,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幌子下,曾经被殖民者遏制住的部族间厮杀与国家间冲突骤然升腾,所采用的屠杀手段极其野蛮、残酷。1958年卢旺达首开黑非洲部族仇杀之先河,接着蔓延开来。而共产势力也不甘寂寞,趁着打殖民主义过街老鼠之机浑水摸鱼,在黑非洲扶持自己的势力。就连某些小国也不甘寂寞,古巴出兵安哥拉;卡扎菲则操纵颠覆埃及、苏丹、突尼斯、乍得等多国政府,甚至派军队到乌干达等地实施武装干涉。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非但不能平息战乱,反倒推波助澜,似乎只要反殖民主义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滥杀无辜。在举世同仇敌忾围剿南非种族主义的时段里,仅非洲大规模、长期战乱就爆发五起:西撒哈拉独立阵线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之战;乍得南北教派之战;安哥拉、苏丹、尼日利亚的内战。最后的爆发是1994年卢旺达的大屠杀,人类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狂潮中所付出的鲜血与生命之代价,远非殖民主义扩张所能望其项背。从这个现实意义上说,曼德拉为南非避免暴乱所作贡献还是值得称颂的。

20世纪后半叶直至苏联解体,源自苏联的苏维埃主义与源自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搅合在一起,“第三世界”人民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尤其是那些产生了“民族英雄”的国度,最为惨烈。哪里升起“红太阳”那里的人民必遭殃。恰恰相反的是,那些在殖民主义庇护下“不折腾”、更没有产生“民族英雄”的地方,例如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诸多小岛国,不但逃过劫难,而且都获得平稳、迅速的发展,早早跻身富裕国家行列里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罗斯福先生气急败坏地推行殖民地独立政策所应负的责任?同时也给殖民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予以合理的评价?

    图图大主教说:“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是便宜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图图的思维逻辑何等清晰:宽恕的主体只有在真相大白的情况下才能讨回公道;而真相大白实际上是对被宽恕主体的基本惩罚;社会的公平正义只能在真相大白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起来。于是我们又可以推论:追寻真相求其大白的只能是那些心境坦荡的正人君子,而那些心怀叵测的邪恶小人,必然要本能地阻止真相大白,那将有损于他们既得与将获之利益甚至混不下去。官媒力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明示其害怕真相大白导致大权旁落之结果。而权柄一旦把持在此类小人手中,一个病态的社会必将在劫难逃。图图的工作不但勤奋努力,而且卓有成效,但他毕竟只是“大主教”不是总统更不是上帝,南非打那以后的发展证明了一切。

    图图最为世人熟知的名言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在美国演说的一段话:“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此属“不实之词”而非“真相大白”。历史的真实是:对于南非而言,黑人也是殖民者。班图语系黑色人种原居今喀麦隆、尼日利亚交界地带,大约9世纪分三路开始“大迁徙”,实际就是殖民征伐。他们一路杀戮或征服俾格米人、科伊桑人等土著,其惨烈远不是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所能比肩的,到12世纪便霸占了非洲中部广大地域;然后再南下,直至19世纪在今南非北部迎头碰上北上的布尔人,这才阻止了其势不可挡的扩张。所谓黑人在南部非洲的土地同样是抢来的。

    把那些原本野蛮的种族涂抹成无辜可爱的天使,是二十世纪那些中了邪的愚蠢政客、文人欺蒙世人的噱头。以南非的祖鲁族为例,他们的历史原本就是屠杀史。比如说他们至今奉行的“一夫多妻制”,上帝并没有赐予其一男多女之生育比例,得以“多妻”乃是杀尽所征服的部落及族群中男性,掳掠其妻女始得满足,也是它不过三百年就从一千人发展到千万之秘诀。一个在媒体上喋喋不休的谎言说南非“自古以来,黑人便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其实一些班图黑人1709年始纠集成祖鲁部落,人口不过一千左右。那时,以荷兰农民为主体、含法国、德国新教徒移民的布尔人已经在好望角一带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了。18世纪末,姆特特瓦部落首领丁吉斯瓦约联合北恩古尼人约30个部落,组成军事联盟时,祖鲁人亦不过其中部落之一,几千之众罢了。1817年祖鲁酋长恰卡接掌部落联盟首领之后,改制联盟成军事化组织,十年内征伐杀戮并降伏了百余黑人部落,这才形成占地20万平方公里的祖鲁王国。即便全在南非境内,也不过只占其东北部六分之一弱的土地。

不算葡萄牙人15世纪就到过好望角一带,荷兰人1638年便已到达南非,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里贝克(J.Riebeeck)率领一队士兵在今开普敦建立船舶补给站,同时开始组织移民。那时南非广大地域只有被荷兰人称为“丛林人”的布须曼人,他们属于黄色人种,并非黑人。1795年英国人入侵南非,攻占的是布尔人开垦的殖民地开普,而非祖鲁黑人的领地。不满英国人统治的布尔人于是往北迁徙,在今比勒陀利亚一带才与祖鲁人碰头。而布尔人与之首次冲突,就是183826日,祖鲁人在谈判完成签地条约之时,杀害来签约的布尔人统帅彼得.里蒂夫及其随从70人。接着祖鲁人奔袭了布尔人定居点,屠杀了那里五百余名男女老幼。之后祖鲁人再次进攻,遭到布尔人顽强抵抗死伤惨重,也即历史上著名的“血河之战”。谁如果真以为那些只有初级语言没有文字、尚未完全脱离采集狩猎阶段的蛮族要比历经数千年文明陶冶的殖民者更斯文,那脑子里的水一定够深。

         细说延续下来的故事会很繁冗,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描述:白人黑人都是侵占南非土地的殖民者,在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没有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实力决定一切。若细说先来后到之原则,布尔人至少比黑人先到南非大部分地域,更可以算是殖民南非的原住民,只有英国人才能算是南非的入侵者。但英国人早就撤离了,虽然南非仍属于英联邦,却已是自治体。及至南非共和国退出英联邦,南非的殖民地地位就已经彻底完结,它不是靠枪杆子了结的,是和平、民主、协商方式了结的,也与曼德拉无关。那么,归结起来看,曼德拉唯一的成就是在制止黑人暴力方面,高调吹捧他,为的是树立一个好榜样以提高黑人的素质与觉悟?

         和解、妥协、非暴力,已经为举世大多数人视为解决政治分歧之阳光大道,不止一家媒体将其说成“曼德拉遗产”,纯属“冤假错案”。须知,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已经授予图图大主教了。表彰的并非如中国媒体所宣称的“反对种族隔离”,而是他经年累月地说服南非政府与人民,以和解、妥协、非暴力方式终结种族仇恨、实现各族群和谐相处。1985年博塔总统公开宣布:只需曼德拉发表一个放弃暴力的声明就立即予以释放。曼德拉傲慢地拒绝了,谓之“我的自由不能用于交换”。我不怀疑曼德拉或许出于政治谋略拒绝发表放弃暴力斗争的声明,因为那很可能致使其在黑人民众中伟岸之形象受损甚至坍塌,不利于他日后领导他们走正道的行为效力。更相信老曼已经看清楚了那时的大势,柏林墙都倒了,亨廷顿称为“第三波”席卷全球,除了金水河畔的坦克噪音之外,30国和平地选择了宪政民主之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老曼亦可算是顺应时代潮流了。

         但事实是南非当局的举措逐渐趋于和解,博塔政府不但废除了《通行证法》、《劳工法》,4位部长从1984年起就到狱中与曼德拉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最后就连博塔也放低总统身段到狱中与曼氏会谈。19892月,德克勒克接替中风的博塔出任南非执政党国民党主席,9月当选为南非总统。随即德克勒克大踏步前进,他也曾力主种族隔离政策的,上任伊始,德克勒克便宣布取消全国各地举行和平集会之禁令,即使反对政府的集会也不例外。他与国内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等四大族群领袖商谈制定新宪法,199022日,德克勒克更在议会开幕讲话中宣布解除对非国大、南非共等33个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同月,不顾议会内右翼反对,他宣布释放入狱达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德氏又宣布废除《土地法》、《集团住区法》等多项涉及种族隔离的法律,种族隔离已告结束。1992年进行的全国投票显示,白人中有69%赞成其改革政策。执政的国民党与非国大于1993年夏达成向多数派管辖的过渡协定,从而在取消种族主义制度的转型中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基本实现和平过渡。作为对此做出杰出贡献的表彰,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共获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反倒是1985年开始,非国大与因卡塔之间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据秦晖教授《南非的启示》介绍:“自1990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谁会去谴责黑人呢?无论种族主义当局被媒体描述的何等凶残,我们始终没读到“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这样的报道。两个黑人党派间厮杀死了多少人似乎都不为国际社会所关心,白人哪怕碰伤一个黑人满世界都会义愤填膺地“卖萌”、不遗余力地谴责。

         我们无妨再回顾一下,当初,正是美、英、法乃至欧盟诸多国家政府、议会从一开始到最后,持之以恒地不断通过决议、宣言、声明甚至相当规模的群众集会,指责南非政府,要求释放曼德拉。联合国也通过决议长期制裁南非,就连南非的运动队都不能参加国际比赛。中国党和政府也参合进去凑了份热闹,似乎本族的歧视与隔离都很正当。“不干涉他国内政”这条戒律已然无效,“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也不成立了。南非政府也缺乏智商,没听说他们谴责“境外反南势力妄图”如何,也没有“硬着头皮顶住”。尽管黑非洲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没人会在乎。国际社会需要一只“替罪羊”,傻乎乎的布尔人政府很合适;国际社会也需要一只“替功羊”,坚强不屈的曼德拉很合适。他的声望其实主要靠西方舆论哄抬起来的,虽然他后来果然没怎么辜负他们的期望。

         似乎上帝果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人间之事,或者经历六、七十年代的血雨腥风,人们有些累了。1975年从最老牌的殖民帝国葡萄牙又刮起和平转型之风来,接着希腊、西班牙都跟进和平长入民主政治时代。亨廷顿1990年写《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总结到那时为止世界上有30余国和平转型时说“民主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由民主的方法所创造,别无它途。它们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创造。它们通过示威、竞选和选举,通过各种非暴力的方式来创造。”总而言之,“妥协、选举和非暴力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特征。”他的书似乎出得急了点,再晚两年还有苏联解体这样的大事可以参考。

         我们无妨扯些别的。1978年梵蒂冈教廷刚继任教宗33天的约翰.保罗一世突然被上帝召唤离世,他才踏入66岁门槛。接着是58岁的约翰.保罗二世继位。他的出生以及长期服务地波兰举国欢腾,KGB头目安德罗波夫当天就警告政治局及波兰同志:“大麻烦来了。”他认定这位波兰籍教宗必將危及苏东集团的安全。果然,教宗即位次年即回到故乡,对共产专制下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戈尔巴乔夫认为拉开苏东共产帝国崩溃大幕的人,正是约翰.保罗二世:“没有教皇就不会有苏东剧变”。多个前苏联共和国也持同样观点。美国前总统R·里根则夸赞教皇是“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英雄之一。”诺奖得主瓦文萨认为:“东欧变色,50%是靠教皇。”教宗1981年遭土耳其籍枪手行刺,身负重伤却奇迹般逃过一死。痊愈后的教宗却到狱中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宽恕,并向他布道。而凶手向警察交待是受了保加利亚官方唆使。2006年意大利国会委托的调查团公布报告,各种证据证明那是KGB的未遂之作。可想而知他的布道具有何种威力,乃至于苏东那些“是男儿”的官僚不得不出此下策。

         除了在苏东地区的积极活动,约翰.保罗二世就位不久便四出造访,在位期间足迹遍及127国,曾四次到访非洲、五次到访拉美。他公开为罗马教廷有史以来所有的罪错道歉,并亲自与犹太教、东正教、圣公会、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与天主教不同甚至对立的教会谋求和解,“吁请大家忘掉过去,诚意实行互相谅解,共同卫护及促进人类的社会正义、道德秩序、和平与自由”。在千禧年初,他代表梵蒂冈教廷发布普世致歉声明(Mea Culpa),祈求天主宽赦历代天主教会犯下的罪行,包括歧视犹太人、十字军东征烧杀掳掠、宗教裁判所镇压异端、向第三世界传教时侵害当地原住民、贬抑女性地位与尊严等。他致力宣讲宽容、妥协精神是上帝的旨意,而公正、选举和非暴力理应作为各国政治生活的信条。他还不失时机地谴责各种专制对人权的侵犯。想象一下天主教徒超过十亿,遍布全球而且75%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便可知其倡导“自由、公正、和平”的口号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对于20世纪后20年全球化环境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相形之下,我们不难看出那些自诩为“三个代表”之党群,还不如罗马天主教廷放眼世界、正视大历史的胸襟与气度。

         总而言之曼德拉出狱前世界已经进入“第三波”,非国大地下成员珍娜.雀里坦承:“非国大虽然大肆宣扬武装抗争的成果,但真正对南非带来改变的,其实是联民阵线藉由组织民众而采行的各种活动。”联民阵线是南非几个反对种族隔离黑人组织联合体,他们在没有曼德拉的长时间里坚持不懈地采取各种和平的抗议、抵制活动,其势力仅次于非国大。那么,曼德拉是否真的如舆论所吹捧的,将南非带进“彩虹之国”了呢?肯定没有!

         相关的记述很多,无须我在此饶舌。只说2001年我们一行人在南非的商务旅行所见所闻所感。在约堡,车行所至,越是豪华高尚的城区,待价而沽的房屋也越多,为我们当导游兼司机的酒店大堂经理告知:那些都是移民离去的白人要卖掉的房子。他本人是黑人,直白地告诉我们说南非自从黑人掌权以来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他本人住的房子,以前值六七万美元,现在连两万也不值。而进入市中心区时,远远瞧见摩托罗拉大厦,一副凋零破败的景象,他说那里早就没人了,都撤走了。还告诫我们不要指望在市中心区下车游览,因为市里居住的基本都是黑人,他无法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路经一座体量极大的酒店大楼,许多门窗都没有了,他告诉我们这是曼德拉执政以来约堡倒闭的第六家五星级酒店。到规定要参观的索韦托最大的黑人贫民区,负责为我们讲解的当地黑人青年介绍过这里的艰难状况之后告知:曼德拉来过,姆贝基也来过,都许愿说要改变这里的面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也没改变,这里的贫民反倒越来越多,他们都只会吹牛。

         跟我们谈业务的,无论公司经理、银行职员还是律师,尽皆黑人,没有一个是白人。闲聊时他们所言跟酒店那位经理差不多同样口径,直言不讳指责曼德拉给黑人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失业,更困难的生活。非国大那些新官僚全都是贪污犯,然后津津乐道说起温妮贪污受贿却被曼德拉包庇从而逃避惩罚的故事。律师似乎比较专业,说了一通曼氏掌权之后几个新法律,只记得若想在南非开公司,必须给黑人配20%几的股份,还不用他们出资。我们的刘总因此打了退堂鼓,商务考察化作旅游。总而言之,在南非我们所接触到的黑人和华侨,没有一个人对曼德拉说过半句好话,尤其是说他那个非国大,简直就是一伙贪污犯团伙。据说曼德拉仍为之辩解,称他们像是一群初入糖果店的孩子,见什么都想要之类,使之得以继续胡作非为。

         实际上,南非在改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质上就是非国大一党专制,只不过专制程度达不到中国这种水平罢了。曼德拉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的辞世宣告人类总算脱离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此乃人类之福音。南非民众把他的追悼会开成“嘉年华”
,是否也是为自己终于不必“找奶吃”而欢庆?不得而知。但我们这里仍有一大批“找奶吃”的孩子,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他们的“奶爸”做双甲子冥诞。1996年,曼德拉曾略带轻蔑地抱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政府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而不是要别人在两者中选择一个。”或许有一天,南非那些忘记吃奶滋味的民众会把曼德拉的抱怨化作嘲笑,嘲笑我们虽有“五千年文明史”却仍在“找奶吃”,不知我们的厚脸皮是否还能延续唾面自干之能耐。

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旧文: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修订稿)

(2004/9/17首发,12/25修订)

    读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
‘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关于这两万大洋的记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翻印斯诺写的《毛泽东自传》第33-34页:“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8-129页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
    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200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上卷,第40页记载他这年直至219在北京还参加了活动,“312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这样毛所说的登泰山游曲阜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接着,“315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第24页,载有毛泽东当年给舅父的信,其中有:“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又证明其并非1919年获得两万大洋。而且,《年谱》上卷第50页,(1919年)“12月,杨昌济病重,在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同页注〔1〕引章士钊所著《怀念杨怀中》引用杨怀中信中的话:“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此前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互不相识,当然更不可能有两万大洋的授受,此事只能发生于1920年。章士钊后来的回忆也说是毛转交的这封信请他筹款资助留法学生的。次页,记录着“二十二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此引文说明,杨、章私交应可,且此时杨家亦属囊中羞涩,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导者之一。随即紧锣密鼓地加入湖南驱张活动,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在35挂名陈独秀在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成为该慈善组织一挂名成员。
    314日毛致周士钊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学的态度。“411 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年谱》上卷,第57页。)在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传》及《西行漫记》记述的贫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据《年谱》第58页,“511 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边。”那么,此时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个子儿给他们。且接下去我们看见,毛等5月起就试验“工读互助”生活,“67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年谱》第58页。)可见囊中依旧羞涩。这段时间再无涉及旅欧学生事的记载。《年谱》第60页,在1920年“6月”项下有
“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这里就有些问题了,此款并非毛“找章士钊帮助”的,而是杨怀中临终前修书给章求助的。且,毛既然已不打算介入留学,怎么还独自领取资助留法学生的专款呢?杨怀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是同乡章士钊知道的。如果没有杨怀中的推荐信,章士钊未必会募捐,就算募到钱也不会交给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毛泽东。可是毛拿到钱之后,已经送走两批赴法湖南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属于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的。毛当时挚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5页记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直至他7月初离沪经汉返湘,已经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的记录了,于是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银子。
    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美元。又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同年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还有1920年全国共新开火柴厂23间,总资本183.7万元,平均每家厂不足8万元法币,非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
    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用于其他都算挪用赞助款,是犯法的。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 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从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前边所引李维汉的文字说明:“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称:“新民学会会员许多人家里很穷,要留法一个人得几百元旅费,先后几批来京的会员,只有二十五人取得了一笔路费,这是我们通过留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的结果。1920年在上海半淞园集会后留法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全都是公费。”没人得到章士钊为他们募来的捐款,自然想不到感恩。
    继续查阅下去,见到毛与旅法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蔡和森、萧子升等抵法学生通信,均无任何关于钱的议论,法国方面没有要,毛氏没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经意间,《年谱》第87页上,1921年“928 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信中谈到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于是问题继续复杂化了,老人家后来自己承认“有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也即直到1927年秋季还有钱。那么还在1921年时,这笔理应资助留法学生的钱更不少。怀里揣着本应资助留法学生的“应付款”两万大洋,留法挚友病危急需用钱,可毛却要萧子升“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怎么解释?不知谁能否寻些替俺们的领袖开脱的资料?看上去那位萧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着各界赞助留欧学生的两万大洋!而陈赞周尚未等来老毛“事势急迫,非筹不可”的钱治病就死了,“姑且借来付去”也便不了了之。至于也病死法国的杨开慧的堂兄弟,无资料可查,搁置。
    那么,19206月得款,“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
也许用于建党费用去了,那么,目光远大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举。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
,第47页有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
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168页有《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6月):“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毛所谓这笔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可能性。毛就坐在陈旁边并没有异议辩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党的活动经费里,反而因“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毛领导的小组亦有得款的份额。
    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以后,把它用于别的革命事业也无可厚非。我们继续查《年谱》,从192077毛回到长沙,直至19217月初抵达上海出席中共成立会议,李锐《毛泽东同志初期革命活动》称:“其中影响最大并与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文化书社。”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亦称:“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据湖南出版社1991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820,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3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9开业。
    各种宣传夸耀毛筹集400-1000元办这个书社,甚至说杨开慧之母“慨然拿出余下的几百元‘奠仪’费给了女儿,由她交给毛泽东办书社。”(《毛泽东的足迹――旧居、革命活动遗址史话》,群众出版社19936月版,第34页)毛岸青、邵华在19831222《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
    这些介绍因为不知道或忽略了老毛怀里揣着章士钊募捐得来的两万大洋,合理想象并不奇怪。然而并非真实。所幸白纸黑字的东西尚在,1921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227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六百九十二大洋另六角三分五厘之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二百二十八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二百元。毛泽东19201017投股一次,交纳光洋拾元。(参见:湖南新闻出版局编写、湖南出版社19915月出版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第25页)如此,前述缅怀文章基本都是胡侃,倘若稍有真实,比如这拾元大洋果然系“奠仪”所剩余,那就更惨,怀揣两万大洋不掏去讨要“奠仪”入股,岂不是越描越黑么?何况,《年谱》上卷第83页说,毛亲自主持这份详细报告的编制,主张反对秘密营业,要搞财务彻底公开。而且强调文化书社的重要性:“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的。
    那么书社经营期间毛是否有所补贴呢?易礼容197876的《毛主席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次年5月《回忆长沙文化书社》称,“书社开办时经费十分困难,由我经手向赵运文借款20元作开支。由于少钱买铁炉子,我和陈子博用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做饭,这样撑了一两个月。”毛于1923年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412月回长沙养病,得知文化书社亏损状况以后,随即与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商量,由省委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1月已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毛亦非常关心文化书社的情况,多次找易礼容、夏曦商量,让易礼容给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写信求援,谭拨付了400毫洋,解决了书社存在的困难。(参见湖南出版社《文化书社》一书,第80页)可见,歌颂了老毛如何关心文化书社的这些文章,没有一个提及老毛解囊,果真捂得紧。
    这段时间,毛还涉及另一项革命工作,就是1921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年谱》上卷,第86页:“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自修大学是在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和社长贺民范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的。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查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22页,自修大学经费为“每月的400元银元”。这件大事,老毛又没有破费之记录。
    那么,如果“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话,也是不错的。可读书看见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比起章行老那点募捐款,大巫见小巫了。
    我们详细翻阅《年谱》,感觉到至少从19207月开始,老毛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不再为银子发愁。1920年“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疲劳,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P71)“冬 同杨开慧结婚。”(P76192113日起参加新民学会新年大会,讨论各项工作时免不了“筹措经费”的问题。毛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
P80) “2月上旬 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财大气粗地宣布:“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P82
;“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居住。”(P88)到醴陵萍乡休养游览;办过一些企业却经营不善赔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视,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连保姆也带着赴上海下广州上武汉都无所谓了。问题在于,这些花销从何而来?与1919年(应该是1920年)进上海时那种“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真正是天壤之别。 
2004.9.1722:00首发华知;05.02.13跟猫眼《毛第一桶金》;1225修订。2006.12.5,发天益跟帖,2007.1.11天益人物重发)

旧文:西路军史探究

     2005/4/19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评价,自从19811122日陈云提出异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以后,“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就成为定论。二十多年来西路军征战史实不断得以澄清。例如原版《毛选》第一卷,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注〔19〕:“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候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1991年版的《毛选》改变说法了,该文注〔25〕称
:“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个注释更正了原版注释〔19〕的说法,承认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指示”组建而不是什么“张国焘命令”组织的。仅此而已。至于为什么要组建西路军?它为什么会失败?没有下文。
         关于这段历史,最权威的介绍莫过于曾任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其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以51页之篇幅详细地介绍了“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经过。我们取其结论性的描述:“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这些命令、指示是怎样的呢?“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乃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水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精装本第447-448页)这就是说,徐帅认为,西路军实实在在失败于毛主持的中央军委命令、指示之下。疑问在于:一贯被冠以“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昏庸地指挥西路军走向彻底失败呢?
         细细读书却发现西路军的覆亡并非“终因敌众我寡”那么简单,而是毛有预谋的算计。
         原版《毛选》和1991年的第二版第一卷都载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第五章第一节有一段毛泽东作的结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从这段文字以及前边所引原版《毛选》里该文的注释〔19〕我们不难明白:毛定论西路军“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它必须失败才能证明“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
         无妨考究一下。其一:两版《毛选》都注明《战略问题》一文写成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两版的题注里都称:“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那么所发表的文章当在19361212日之前已经完成。而上边所引的这段话在全文共67页中位于第28页,那么最迟也应成文于十二月初。
 又据《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03页记载:“1027 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发生。” 如果照此推算,这段话更合理的成文时间应在11月之内。自118日毛电令成立西路军开始直至西安事变,西路军除1116-18日九军古浪一战歼敌两千自损两千可算伤亡较大之外并没有什么“失败”可言。事变的前一天即1211日,毛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等庆祝宁都暴动五周年,并望西路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20页),他凭什么在这以前却断言“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呢?西路军闻知西安事变时还“锣鼓喧天,像节日般的热闹”地欢庆抓了蒋介石。而且,在西安事变以后毛还致电徐、陈,布置了一批战略任务之后说:“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的,那么毛又凭什么在他自己已经宣布过“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之后,却又委托以如此“之重大使命”呢?提前四个月就作了如此“料事如神”之预言,总不会无缘无故的。
         于是就有其二:毛文早早把西路军尚未发生的“失败”作为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的标志,如此,西路军的失败可以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例证。看来只能用“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来解释,不搞垮西路军,反革命的“张国焘路线”就不会“最后破产”
;“毛主席革命路线”也胜利不了,有预谋地指挥它败亡也就顺理成章了。革命不时需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就像中共1931年出卖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导致23名持异见的中共党员被杀害于龙华一样。不仅根据《毛选》里的文字推论,我们再分析徐向前书中介绍的几个
关键案例。
         193610月,二、四方面军与红一、二师会合于会宁、将台堡,长征结束。10月上旬,张学良把蒋介石“通渭会战”计划出卖给中共,并建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而整个长征,原本为的就是“打通苏联”以取得外来的资助,即使再建立苏区也须寻得个能够“打通苏联”的地方。毛落脚陕北后,1936825日致电王明转共产国际:“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914毛致电张国焘等:“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41143页)
自此,继续主张西进新疆以“打通苏联”就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北上取宁夏“打通苏联”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011日,毛根据张学良提供的情报制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详细计划了占领宁夏的部署,并成立毛、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并准备“到前线指挥”。徐帅说这个《纲领》下达后“张国焘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毛在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说“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甚至建议委张为“前线总指挥”,派张浩(林毓英)到四方面军任职。毛还指出:张国焘错误虽严重,“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也指出张如果“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斗争的”(参见《年谱》上卷第597页、《军事年谱》第151页)。
 毛如此客气,缘由在于张握有四方面军强大兵力,而张则积极执行《作战纲领》布置的任务,作渡过黄河攻宁夏的战斗准备,一切均按毛计划顺利进行。蒋大军21日开始集中兵力打击二、四方面军,于是陕北得以减轻压力。
        徐帅称:“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注意,此令已将四方面军一分为二,到达打拉池的张国焘亦同意这个命令,时间在23日。同日徐、陈在敌37军猛攻之下被迫放弃会宁,同日徐紧急命令三十军开始渡河,并电请中央军委批准三个军渡河,否则过河兵力不够。24日三十军成功渡过黄河,九军随即准备跟渡,徐帅称:“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谁知毛电令到,没理会徐、陈三个军过河的要求,反而下令:“四方面军应即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随三十军渡河”。徐帅说:
“这样,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鉴于当时敌机封锁奔腾的黄河河面,渡河只得夜间进行。九军渡过黄河已是28日拂晓,命令变化耽误的时机可想而知。
         老毛犯了官僚主义?还是另有谋略?
         徐帅接着说:“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徐、陈急令三十一军赶赴河边,“三十日军委又改变命令,着已经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当天国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五军无法按军委命令靠拢打拉池,朱德、张国焘只得令其撤往河西。而红五军未靠拢打拉池彭处,一直成为讨伐张国焘的根据。其实毛26日就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张此段时间与彭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彭理当比毛清楚,可见毛的无非提醒彭疏远张罢了。值得玩味的是这个电报里其余安排:过河的三十军攻永登、“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定远营即今日内蒙古巴彦浩特(阿拉善左旗),两地直线距离350千米,还隔着腾格里沙漠,步行得沿黄河绕沙漠,至少超过500千米,过河两个军显然被分开。而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在同心城东南之豫旺堡,按照《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它应该逼近灵武了,此地渡过黄河攻定远营直线距离不足100千米,显然比九军从靖远绕道攻来要近得多。然而老毛不许,却规定“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二、四方面军全部部队“应以打胡(宗南)为中心(电文参见《年谱》上卷,第602页、《历史的回顾》第406-407页)”。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命令电,它的核心是一方面军不渡黄河,四方面军向西、北、南三面铺开。加上敌军猛烈进攻,徐帅说:“至此,河东河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
         这一番折腾把四方面军劈成两半是没有疑义的,否则,四万五千人马跟着张国焘到陕北,于老毛绝对不利。不承认老毛“用兵如神”肯定不客观,他巧妙地同时对胡宗南、张国焘两面用兵。等黄河把四方面军一隔开,张势锐减,29日毛底气足得多地致电彭德怀:“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不过半月前的谦恭态度全变了,什么“六人团”,什么“前线总指挥”,全都不作数了;30日却带上周恩来致电朱、张:“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两面手法玩得炉火纯青,“军委六人团”,至此成为毛家店,仅剩彭德怀一个大管家操盘。而且,一直作为“正确路线”标志的攻宁夏,此时也正式告吹,为攻宁夏西渡的三个军,灾难其实也就开始了。少了一半多兵力的张国焘同时开始了被整的命运。
         过河西去的三个军,在徐、陈指挥下继续按照毛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作战,徐帅说: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于是电报建议军委:“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使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徐、陈主张西攻大靖、古浪、平番、凉州(今武威),摆脱河边不利地区,113日毛复电:“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据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其实也就不许离开河边地区,拉长了战线。而二马骑兵部队此时展开了疯狂进攻,河西红军陷入空前激战之中。6日,徐、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制定了《战役计划》报毛,8日毛电令河西红军成立西路军,设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指挥,正式剥夺了张国焘对河西红军的指挥权。自此,西路军完全归老毛调遣。
         问题还在于,同日毛已经确定“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提出了《作战新计划》,这个新计划告知了除西路军之外所有部队!而最需要了解此计划的恰是刚设立的西路军,这难道是老毛的疏忽?徐帅说:“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历史的回顾》第418页)如果不是徐向前元帅在国防大学班底协助下写出这个真相来,打死我也不敢相信会有此等事情!老毛出手够狠的。
         按照毛原来批准的《战役计划》及“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前进,新疆正准备中。”西路军毫不知情地一路向西打,除古浪一战九军歼敌二千自损二千外,其余均属进展尚属顺利。18日毛致电徐、陈:“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20日又电:“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卫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徐帅文章说:“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据介绍:“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徐帅也介绍了西路军向马步青宣传“借道西去”,马就撤退马禄旅,不许出战的情况。然而西路军一停下来在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建根据地,马家军便疯狂厮杀,拼命捍卫他们的地盘。“我们蹲在那里不进不退,正给敌人以进击之机。”24日,徐致电中央,介绍了西路军的艰难状况,结论强调:“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结果却是:“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水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毛一反他历来“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有意让西路军硬拼,显然不是“疏忽”二字可以解释的。
         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大变。1218日,毛电令他早已宣布已经失败的西路军:“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正当西路军信心十足地执行西进任务时,24日毛在收到西路军东进艰难要求西进的陈述后却电令西路军东返;27 日复又电令西进,来回打攻坚战直至1937年元月上旬。毛又电令停止西进,17日毛亦电告周恩来、博古:“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已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马步芳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一万发。”竟然叫老蒋派飞机增援西路军,而红军则忙于四出抢占老蒋的地盘,抽不出兵力增援西路军,这点子恐怕只有老毛想得出来。徐帅文章称军委命令“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在西路军造成思想混乱是必然的,而马家军则一日不停地趁机追击。12日,“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红五军苦战后全军覆灭,董振堂等军师领导牺牲。毛明知“马步芳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却亲自下令西路军停在高台、临泽等着马家军追上来,导致红五军全军覆灭、董振堂等被杀,是不争的历史真实。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至2月,西路军在东进路上“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二月上旬,徐、陈曾向中央提出,二马与西路军拼战不止,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打击二马,西路军难以完成东进任务。并请示:西路军“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结果是被毛中央拒绝:“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 在西路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电令却如此反复踟躇,西路军想不亡也难!
         还没完,17日中央书记处又电令西路军在临泽一带坚持斗争。显然已经估计到西路军会对中央反复无常的命令不满,命令威胁道:“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这使背着“张国焘路线”包袱的徐、陈喘不过气来。徐帅说:“(我)提出自救突围东返的主张,大家一致赞成,唯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进入威敌堡地区,又遭敌堵截。”
    紧要关头陈昌浩突然主张返回刚突围逃出的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导致徐、陈“吵了一顿”,可是陈以其政委的地位,下令“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徐只得服从,因为此次“突围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陈何以如此愚蠢呢?缘由在于17日中央电令里的威胁。他主持召开会议,不顾徐向前的反对,“会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这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二十二日,我们重返倪家营子。二十六日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援助你们。’”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
         214日毛电周让他设法“电令马步芳部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这跟说梦话有何区别?21 日毛电告周:“西路军甚急,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时,募得款方可成行。目前重点在弄到五十万元。”随后虚张声势组织“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林育英为政委。实际上并无行动,直至26日才正式命令成立司令部、政治部,人员却要彭德怀从前方抽派;拖到28日,电告周勿报顾祝同援西军出发日期,其实就没有日期。而且令一方面军队伍不动;31日再电令仅以四方面军两个军援西,原定援西的十五军团、2832等都抽调出来不去了;2日令林育英4日到淳化,援西军5日开青石嘴一线待命;7日又电令各部到离青石嘴二三十里处待命,接着又电令改为五十里处待命,等周谈判结果再定行动;9日电告周,徐、陈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望政治方法解决,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直至西路军覆灭,援西军始终停滞于青石嘴一带,并未西进。从221日决定成立援西军到32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援西军始终未能成行。反观此前抢地盘之行动,西安事变后毛令红军以每日行军70里,一个月抢占了几乎20余个县。对比之下,可见“援西军”不过做做样子而已。
         1937 314日,西路军工委成立,陈昌浩决定他自己与徐向前离队单独潜逃回延安,其余分散成三支队伍各自游击。17日毛致电李先念,批准此决定,并令“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其实毛很清楚,西路军实际已经不存在了。西路军就这样在毛领导的中央军委指挥下被消灭了,二万一千多人的队伍只剩下李先念率领的四百余残部抵达新疆。不知是否算巧合,23日毛立即不失时机召开“延安会议”,亲自发起批判张国焘及其路线的斗争,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不仅张国焘,就算九死一生得以幸免的四方面军骨干,也未必有好下场。例如虽然九死一生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委黄超,却被毛的心腹邓发以托派罪名给枪毙了。所有四方面军的干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乃至闹出许世友等四十余人“造反”的事件来,然后老毛再学宋江去安抚收编,不过这是另外的故事。前后情况对照起来看,西路军的覆灭难道只用“敌众我寡”四个字就可以搪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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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战史沙龙军史。2006.6.20 发天益社区,学习站)